1923年，为了验证西方主流学术界广为流传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背景下“彩陶自西向东传播”假说的合理性，寻找西方文化向东方传播的孔道，在瑞典中国委员会的支持下，安特生踏上了甘肃考古之旅。在甘肃青海一带考古的过程中发现并首次发掘了齐家坪遗址和罗汉堂遗址（罗汉堂当时隶属甘肃，现隶属青海）。1925年回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后，将以上两遗址出土文物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委托玛吉特·比林-阿尔提研究齐家坪遗址和罗汉堂遗址出土文物并撰写研究报告。1936年，根据瑞典中国委员会和中国地质调查所协议，比林-阿尔提将研究报告《齐家坪遗址考古报告》寄往中国，计划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然而，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该报告的发表计划中断。根据安特生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往来书信可知，1937年11月23日，地质调查所的员工从南京撤到了长沙，《齐家坪遗址考古报告》的原稿也被安全地带到了长沙。之后，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的黄汲清博士曾与香港的出版社商讨出版该报告未果，加之抗日战争持续多年，出版计划也随之停止。1946年，作者修订原《齐家坪遗址考古报告》稿件后，与罗汉堂遗址的研究报告合并，发表在《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18期上，题名《齐家坪遗址与罗汉堂遗址考古报告》。

在《齐家坪遗址与罗汉堂遗址考古报告》之前安特生已经发表了《甘肃考古记》，对齐家文化做了定性研究，将齐家文化列为甘肃仰韶文化“六期”之首，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鉴于齐家文化的影响力，比林-阿尔提根据齐家坪遗址地层数据失真和出土文物完整器物少，难以确定陶器的原型的客观事实，依据陶器的性质和工艺水准来分类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齐家坪遗址与罗汉堂遗址考古报告》前九章为“齐家坪遗址”，第一章论述齐家坪遗址出土陶器，第二章论述出土石器，主要分析了齐家坪出土的32把石斧和30把石刀。第三章论述出土骨器，共分析了31件，其中骨针13件。第四章杂项分析了一件灰色陶器的陶片，还分析了5个残缺的灰白色环状物，以及包括20片彩陶片。第五章是辛店丙址的发掘物，其中有6件不完整的陶器和15片陶片，还包括1个用烧过的黏土制成的平滑的蘑菇状的工具。第六章论述了齐家坪遗址出土陶器种类间的相互关系。第七章装饰及其象征性意义，第十到十七章探讨“罗汉堂遗址”。第十八章论述了齐家坪遗址与罗汉堂遗址的关联性。阿尔提通过研究得出，齐家文化明显受到青铜文化较大的影响，部分陶器与殷商青铜器有关联，说明齐家文化不可能是甘肃“六期文化”的第一期，为确定齐家文化在甘肃“六期文化"中的位置和排序以及“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提供了重要参考。

序言

叶茂林序言节选

原著《THE SITES OF CH 'I CHIA P 'ING AND LO HAN T ’ANG IN KANSU》是安特生在甘青考古旅行调查后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它的翻译出版，无疑是考古界，特别是甘青史前考古领域的大事，在学术史上，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学术意义。时值齐家文化发现百年纪念，这本译著的出版不仅具有学术献礼的深情，更有进一步推动齐家文化学术研究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回味和反思安特生提出所谓甘肃史前文化“六期”说认识的最基础的资料。同时，该书为相关学者进一步挖掘早期的中国考古学，进一步探索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序言

罗选民序言节选

《齐家坪遗址与罗汉堂遗址考古报告》的翻译是有挑战的。这首先与著作本身的专业性有关，译者除了要具有翻译专业的素养之外，又要对考古学、器物学等领域有较深的研究。尤其是原著所描述的文物的形态和纹饰情况，由于缺乏实物的支撑，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也不多，译者要读透原英文描述，反复揣摩实物的形态，才能开展翻译工作。另外，原著涉及大量的中外人名、地名、著作名等，这些名称均为历史史实，具有历史意义，但时过境迁，有的名称在历史的变迁中早已被彻底遗忘，有的已经更名，这些名称的翻译考证难度极大，很容易出错。还有作者本身为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其视角和立场必然和中国学者有差异，这又给翻译增加了困难。因此，可以说这本著作的翻译属于冷门绝学研究，是有难度的。正因上述原因，该报告虽有价值，但学界很少有人有勇气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翻译，由此可见这本译著的难能可贵。